第1057章 我的楼，我的城，我的时代！(1/3)
银河中心位于康乐大厦以东一百米左右的龙和道旁，距离中环码头不足50米，妥妥的维多利亚港湾一线海景大厦。林浩然与马世民这才刚坐上车没五分钟，劳斯莱斯便已经来到了银河中心楼下。
车子并没...
卡尔·哈恩挂断电话后，手指在办公桌边缘轻轻叩了两下，目光落在窗外沃尔夫斯堡灰蓝色的天际线上。暮色正一寸寸吞没大众总部那标志性的玻璃幕墙，像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——不是权力的让渡，而是某种更微妙、更沉重的东西正在成型：一种被现实倒逼出来的共生关系。
林浩然回到沃尔夫斯堡时已是深夜。大众集团特意安排了一辆黑色帕萨特接他，司机是位年近五十的西德老员工，制服熨得一丝不苟，车窗降下三指宽的缝隙，让初春微凉的风裹挟着机油与松针的气息渗进来。林浩然靠在后排，没有看窗外飞驰而过的厂房灯火，只是盯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刚从香江定制的铂金戒指——内圈刻着一行极细的中文字：“执手为契，非以夺权，乃共筑基。”
翌日清晨九点整，大众监事会特别会议在总部十七层圆厅召开。会议厅穹顶悬垂着十二盏黄铜吊灯，灯罩上蚀刻着1938年工厂奠基时的钢构草图。长桌两侧已坐满人：左首是州政府代表、工会主席、银行家；右首是技术总监、财务主管、海外事业部负责人。卡尔·哈恩端坐首席，面前摊开三份文件——林浩然昨夜亲手递交的《亚洲战略协同备忘录》《合资工厂授权执行框架》及那份具有法律效力的《持股上限承诺书》。纸张边缘还带着未散尽的墨香，仿佛刚从印刷机滚筒上剥离下来。
“诸位，”哈恩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整个空间瞬间静得能听见吊灯金属支架的细微震颤，“我们今天不是在批准一项收购，而是在签署一份未来十年的生存协议。”
工会主席克劳斯·魏格尔摘下眼镜，用衬衫袖口擦了擦镜片，语气里仍带着警惕：“哈恩先生，您说‘生存协议’？可林先生提出的亚洲区执掌权，等于把整个亚太市场的方向盘交到一个非德籍股东手里。这不符合《大众汽车法》第十三条关于‘核心经营权须由监事会德方主导’的规定。”
“魏格尔先生，”林浩然从侧门缓步走入，西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青铜齿轮徽章——那是他昨日参观沃尔夫斯堡发动机厂时，老技工亲手赠予的，“您说得对。但《大众汽车法》诞生于1960年，当时亚洲GDP总和不足西德三分之一。而今天，仅内地一个市场，汽车保有量增速已是西德的七倍。法律条文不会呼吸，可市场每天都在换肺。”他走到长桌尽头，没坐下，只将一叠A4纸推至中央，“这是我在波恩酒店整理的数据。过去五年，大众在亚洲每卖出一辆车，平均亏损1.2万马克；丰田在亚洲每卖出一辆车，净利润达8700马克。差距不在产品，而在根系——丰田的根扎在曼谷的装配线、吉隆坡的零部件厂、釜山的物流中心；而大众的根，至今仍悬在沃尔夫斯堡的图纸上。”
财务总监霍夫曼翻动纸页的手顿了顿。那些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：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土地成本仅为德国的1/18；马来西亚供应链集群使单车物流成本下降34%；内地长三角地区熟练技工月薪相当于德国同岗位的1/5……这些数据背后，是林浩然团队三天内调取的27家第三方机构报告、采访的43位亚洲经销商、甚至包括郭氏家族在新加坡港务局的内部运力调度表。
“所以林先生的意思是，用我们的技术，换您的地盘？”银行代表冯·施泰因冷笑，“听起来像殖民时代的租界条约。”
林浩然摇头，从公文包取出一台银灰色东芝笔记本电脑——这在1984年的德国监事会堪称异类。他按下电源键，